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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创业板如何发展

　外资银行三大机遇 银监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年内出台

　深交所拟推中小企业板块 中央有关部门正在深入研究中

　中国经济走出持续5年的低迷 让积极财政政策永远“积极”下去

　　 深交所准备推出中小企业创业板块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第五届高交会组委会副主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德成昨天说，正在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对中小企业市场运作问题进行研究，也许创业板块在深交所上市就是其中的一个议题。因此在未来几天，备受瞩目的深交所创业板块推出时间有望得出一个明确说法。李德成是在高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他说，创业板块运作后，深圳的创业基金发展非常好。中国创业基金将近一半在深圳，而且全国差不多40%的基金和证券公司也在深圳。今年如果中小板块能在深交所上市，对深圳金融业发展将会产生更大的促进。深圳是我国数字电视技术的试点地区，本次高交会上有许多数字电视亮相。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时说，数字电视技术本身已经逐渐趋于成熟，从老百姓的消费来看，也对数字电视需求极大。我国在数字电视应用上考虑采用机顶盒方案，但会努力降低价格，以保证老百姓能够买得起。并且在此之前会制订产品标准，做到标准先行。　　金羊网

　　 近期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涨势让很多投资者目瞪口呆，期货市场在2003年的秋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0月13日，是让国内期货投资者难忘的一天，三大期货交易所的所有商品期货品种全线飘红，除了铝商品期货品种以外，其余所有品种，铜、橡胶、大豆、豆粕、小麦当日全部涨停，这已经是国庆节后商品期货市场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有交易员十分兴奋地告诉记者：“市场人气十分旺盛，交易量大增，我们发现市场真正摆脱了熊市格局，牛市的气氛浓厚，盘面向上的基调十分明确。”期货交易的大品种沪铜期货的全线涨停十分惹人注目。沪铜期货交易出现了相当长时间以来难得一见的火爆行情，成交量创出新高，并在13日的下午影响了伦敦铜市场外价格的走强。大连大豆期货创出近几年的新高，全天交易活跃。受资金面影响较大的上海天胶和郑州小麦期货品种都是在早盘开市之后即高开高走，很快封死在涨停板。多头一路凯歌，在强烈的牛市氛围中结束了全天的交易。记者在几家期货经纪公司调查发现，期货经纪公司一改以前门前冷落的局面，不断有客户上门咨询和开户，大户室业已满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部的文先生透露，国庆长假以后，随着期货市场行情向好，股市持续低迷，在期货交易所开户的个人投资者数量猛增，每天都在400户以上，10月13日这天达到了近500户，这是难得的现象，开户做铜的投资者增长较快。 倍特期货的姜惠成认为，市场已经全面进入了多头格局，市场周期也到了进入牛市的时期，与1994、1995年牛市的格局有相似之处，人气已经被激活，投资者的操作理念也应该顺应市场的趋势。分析员称，在这种强烈的牛市氛围中看空和做空并不是明智之举，顺应趋势是上策。也有交易员认为这样的上涨有些太快太猛了，投资者选择进场时机谨慎，期货毕竟是专业性较强、风险较大的交易品种。 国际金融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日前接受了上证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他指出,最首要的任务是要树立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应根据投资者对市场信心的恢复程度来调整上市进度。记者:对于股市当前持续低迷的状态,市场各方说法不一,您认为中国股市的原动力在哪里? 厉以宁:对于当前证券市场来说,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树立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重新端正对证券市场的看法。上市速度要控制,现在是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只有先恢复对市场的信心,才能进一步提高市场的需求。因此,应该根据投资者对市场信心的恢复程度来调整上市进度,否则就会造成证券市场供需上的失衡。我个人认为,创业板,或者说是高新技术板的建立宜早不宜晚,如果拖得太久也会造成上市公司资源的流失。记者: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厉以宁:监管和发展一直是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问题。究竟是以监管为主还是以发展为主是争论比较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加以规范和完善。监管固然重要,但只看重监管会束缚手脚。而只有发展才能有效地恢复股市的信心。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不能靠证监会一家来解决,需要依靠多方面的合力,对于上市公司存在的质量问题就应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案。中国的股市应该是慢牛型的,要循序渐进,不要幻想井喷,井喷是靠不住的。 记者: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而股市却呈现出低迷的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一反差? 厉以宁:目前,中国的股市还不完全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首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有半壁江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民营企业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其次,在已上市的国有企业中,由于政企不分等历史原因,反映不了企业发展真正的情况；此外,当前的股市与广大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有很大关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必然反映到股市上。而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股市应该能反映经济发展现状。　 上海证券报

　深交所有痛恨纳斯达克的理由，如果在2000年的时候，作为全球经济风向标的纳斯达克指数能在高位多撑上一年哪怕是几个月的话，中国的创业板已经在深市出现了，深交所或许可以省却这三年的尴尬境地。 　　

　　深交所同样应该感谢纳斯达克，如果没有纳斯达克从顶峰的一路狂泻，创业板风险和泡沫不会被演绎得如此逼真。纳指从顶峰跌到2000点以下，其间的市值损失是3兆5千万美元 ，这笔昂贵的学费绝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负担得起的。新经济的路径与模式无疑具有全球性，一旦形成和出现，就不能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所独享。在此意义上，纳斯达克由兴至衰所付出的成本中，自然也包含了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垫付的“学费”。但新经济发展中泡沫的破灭，并不等于新经济的消失，中国的创业板还是要发展的，毕竟不发展才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在总结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时，纳斯达克的身影还在。一位深交所研究人员告诉笔者，深交所恢复新股发行以后，在实现由中小企业板块向创业板过渡的过程中，的确还有很多路要走，在经历了三年前较为冲动的对创业板的热情后，业界也经历着理性的回归。目前中国开设创业板市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市场环境，既远远优于设立深沪证交所时的条件和环境，也比英国、韩国和日本推进小型资本市场建设的时机和条件要好得多。中国创业板实际上是冷中有热，“暗度陈仓”。 目前，以纳斯达克为首的全球创业板在2000年以来已经经过了一轮有序的调整，各国的创业板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订相关规则，注重公司质量，夯实市场基础，等待着创业板新一轮的辉煌。正如未来学家尼格诺庞帝所说的，对于未来最好的预测方法就是把它制造出来。那么对于证券业界，既然纳斯达克注定和我们的创业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我们就理应学会在忘却中铭记，忘却的是它带给我们的恐惧和信心的丧失，铭记的是它在探索中彰显的诸多经验和教训。南方日报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表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拓展非传统信贷业务增加收入、向中资银行参股等机遇。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也透露，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有望在年内出台。刘明康说，外资银行在中国面临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加入WTO后，中国履行承诺，逐步放松对客户、业务和地域的限制；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到来和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通过非传统信贷业务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增加；三是中国鼓励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参股。他表示，年内中国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将达到13个城市，还将放开对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根据WTO承诺的开放步骤，银监会将最终取消人民币业务地域和客户对象的限制。外资银行可在中国加入WTO后5年内，为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服务。此外，中国还将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资同类金融机构在相同的时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刘明康同时重申了中国银监会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本立场。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在最近一次外资银行监管会议上也表示，银监会正在抓紧修订《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使之适应经济形势和外资银行的发展变化，修订条例最晚在年底之前出台。　羊城晚报

　　 在10月11日举行的高交会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深交所何时上新股"的有关问题时,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德成表示,如果中小企业板块能在深交所上市,对深圳的金融业发展将有更多好处。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深圳的经济发展,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好发展,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他同时表示,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属于中央有关部门权限范围,作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李德成称,有关中小企业板块的问题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关心,有关方面正就此研究。李德成还表示,深圳市政府为了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专门研究了若干政策措施。深圳目前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创业投资基金,深圳金融业也发展旺盛,其贡献已占到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因筹备创业板上市,深圳证券交易所停止A股新企业上市已有3年多时间。李德成透露,将于12日开幕的第五届高交会吸引了纽约、纳斯达克、东京、多伦多、香港等多家海外证券交易所参加,为国内企业赴海外上市提供了良好的咨询洽谈渠道。他说,高交会在促进金融资本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结合上做出了多种卓有成效的探索,日益受到国内外经济科技界人士的重视.上海证券报

　　 近两个月来，准确地讲是在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各项统计数字公布之后，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退出”或“淡出”的讨论热起来了。其实，大约早在两年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就有过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甚至进展到了“淡出”的具体方案的地步。只不过，在那一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积极财政政策效益与成本的对比，所牵挂的主要是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当然，由于市场环境依然要求扩大内需，经济增长仍然离不开财政的“增债扩支”，“淡出”也就只能停留于策划、准备阶段。并且，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决策以后，“淡出”的声音也随之淡出了。这一次的讨论有所不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了。相当多的人认定，中国经济已经走出持续了5年之久的低迷谷底，正在呈现出“过热”的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实施财政上的扩张，不仅适得其反，而且会使效益与成本间的比较更加失衡。因而，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淡出”，甚至于“适时退出”。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尚不明朗，各方面指标并未走上正常轨道，总体上仍属“偏冷”状态。故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继续积极”下去，仍要在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起支撑作用。否则，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势头很可能功亏一篑。 亦听到了这样的疑问：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或“退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按照“积极”的对应概念就是“消极”的逻辑，该不会要实施“消极”的财政政策吧？由此，似又把我们拉回了5年多前的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之争。纠缠于积极和消极的概念而忽略其实质内容，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拖延必须做出的决策。问题是，经济形势确已发生变化，变化了形势总要伴随以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本着求同存异的思维习惯，我们总得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上做点什么。讲到调整，在当前，可以看的比较清楚的是两条：

　　其一，已经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缺憾的。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但是，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换来的只是通过外部推动而形成的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在连续的、大量的政府投资面前，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前者始终未能真正活跃起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的拖累，我们才不得不在财政负荷沉重、潜在风险加大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其二，已经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迅速加大了国债累积额和提升了国债负担率的同时，亦使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支出扩张的日益严重的依赖。正如进兵须一鼓作气、退兵不能辙乱旗靡一样，即便积极财政政策要言退，也要有个渐进的安排。其间，需考虑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因素。也就是，“退出”必须是安全的、稳妥的、瞻前顾后的。将上述种种背景收入视野，比较可行的选择可能是，在经济走势真正趋向明朗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方向性的重大调整之前，将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到“拉动需求＋推动改革”并重的思路上来。具体而言，在“增债扩支”的过程中，每年1500亿元左右的增发国债收入，可以调整投向，将推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改革作为投向之一，使前者的运作为后者的顺利出台或目标到位“铺平道路”；在完善财税体制的进程中，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任何一翼的调整，或者，财政收支两翼的联动，都可同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改革相联系，并可不惜以进一步加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代价，为它们的顺利出台或目标到位“搭建桥梁”。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有如下的方面： 　　

　　第一，既脱出眼下的所谓“过热”或“偏冷”、“适时退出”或“继续积极”之争，又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成本。从而，延续以往其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的支撑力。 　　

　　第二，在“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下，通过深化改革、缩短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期，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让人们能够在一个清晰的制度框架和确定的收支预期下放心地花钱、有理性地花钱，真正启动消费需求。 　　

　　第三，将短期的、旨在扩张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同长期的、致力于打造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大棋局中探寻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策略。 　　

　　第四，在赋予积极财政政策以“积极”推动改革、“积极”致力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积极”介入宏观经济调控过程的意义的条件下，让积极财政政策永远“积极”下去。《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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