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投 简 报
2002年第2期 总第2期

2002年6月25日 北京创业投资协会

编者按：1999年8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曾经一度出现了快速发展局面，中央七部委文件《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的下发为各地开展创业投资事业提出了纲领性指导意见，2001年9月，《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其间，北京和深圳等地亦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出台，但由于中国创业板市场搁置以及行业政策不明确等方面原因，中国的创业投资事业逐渐步入低谷。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发育的真实状况如何？它面临哪些需尽快解决的问题？加速推动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可依赖的条件有哪些？正是为了准确地回答这些无论作为决策层还是从业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北京创业投资协会自2000年初便着手开始了对中国创业投资现状的调研工作，动员了科技部、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各地协会以及各地科委等数十家单位的近百名调研员和数十位专家历时近两年，于2002年6月编撰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创业投资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并已由中国财经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文部分刊载了由王松奇秘书长撰写的该报告"绪论"，供参阅。

用创业投资打造高科技大国

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课题
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是在其最后二十年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确定的，在这最后的二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趋势性历史性事件大体有三：一是制度改革潮流； 二是新技术革命催生了所谓的"新经济"； 三是频仍的金融危机。 制度改革起初表现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系列金融危机后，包括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相继提出了紧迫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实施金融政策方面的调整。这些改革和调整无论是发生在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发生在存在经济结构缺陷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反映了各个经济体为追求发展效率而被迫进行体制调整的客观趋势。而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所谓"新经济"--虽然这种"新经济"人们只是在美国看到了它的基本轮廓--则从经济发展的实绩上证明了知识、信息和新技术作为经济成长的内生变量，对一个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虚拟部门的相对独立运动对实体经济部门脆弱性或潜在风险检验及揭露的信息表达方式。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便会产生国际性传染，但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会成为爆发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或结构性调整的巨大助推力量。 上述三大趋势所形成的国际环境实质上也是中国参与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外部初始条件。认真审视中国经济现状，我们会发现：上述外部初始条件也大体规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三大课题，这就是：（1）按市场经济规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将鼓励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当成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3）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质量，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毫无疑问，中国无论从增长速度、社会稳定程度还是从总体实力、世界性影响等方面说，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通过深化改革将制度因素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运用金融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府可控制的政策工具，刺激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将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切实变成提高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物质力量。

二、 培育创业投资体系：完成"三大课题"的关键环节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无论是经济制度的选择结果还是科技作用的发挥程度，都依赖于各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而各个经济体所选择的发展政策皆源于人们对国民福利水准不断提高的原始追求。从实践结果说，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的成功，有的不甚成功甚至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的国内发展初始条件及国际环境下存在着政策选择的差异，这种政策选择差异一旦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就会对各个国家以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为时间起点分析中国经济的初始条件，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是一个已初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2）中国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由传统的数量推动型向现代的以技术进步为发展动力的质量推动型经济转化的调整难题；（3）对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目前应该以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科技对经济发展愈益重要为背景找到一个能对体制改革、新技术应用及金融深化这三大课题的完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环节，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组合政策付诸实施，以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竞赛中赶超先进国家并力争取得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这个"关键环节"就是创业投资体系建设。 为什么创业投资体系建设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呢？ 首先，创业投资以极具成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有许多高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推广是由那些创新型中小企业完成的。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尽管有许多大型企业也十分重视研发资金的投入，但这些投入一般情况下都是为这些行业、企业已有产品的深度开发、技术升级及产品换代服务的，而在世界经济史上最近三十年中，有许多高新技术具有独创性或者说具有"横空出世"的特点，这类技术可能与传统产业的大多数产品间并不存在紧密的发展延续联系，因此，也很难得到传统行业中有实力企业的资金支持，只有那些肯承担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中小企业才敢于吸纳这些技术。然而，在各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中，除大企业资本外，无论是银行资本还是主板股票市场中的资本又主要服务于成熟企业或低风险企业，这就在客观上对创业资本--这种以权益投资、肯承担长期风险的资本运动方式提出了供给要求，创业投资的发展自然也成了那些尚无确定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应用转化的资本推动力量。从全世界创业资本所支持的高新技术项目看，这些高新技术项目很多都具有原创性，正是由于原创性才使得这些项目的市场化、产业化具有高风险性，而高风险性则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失败率较高，二是成功项目的高风险溢价又必然使创业投资活动成为新式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中的高回报行业。这种高额投资回报不过是许多成功的原创性高新技术市场推广收益的再分配，因此，创业资本所支持的高新技术项目成功后的高收益会对一个经济体内的科技创新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这就是我们所常看到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投资体系越发达，它的科技创新就越活跃，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会越高，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则代表了一个经济体核心经济竞争力的强弱。 其次，一个经济体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必须对传统的金融体系进行重新构造，其核心内容就是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即不但要有为较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投融资服务的主板股票市场，还要有功能完备的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二板股票市场及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这后两类市场是创业投资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经济体无论是出于为创业投资体系配套建设还是出于为一般中小企业服务的动机营造二板市场，其本质都是一种资本制度的供给行为。在金融部门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资源配置主导机制的今天，发达完善的资本供给制度及相应出现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会不断刺激实体经济部门中的企业，使其产生强烈的创新竞争行为，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因为，资本市场是一个面向公众的价值平台，它不仅提供企业的各类风险信息，而且还能提供企业成长潜力信息，在一个相对规范、透明、严格的监管框架下，资本向相对收益较高领域流动的特性会自动甄别投资对象，产生企业融资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效果。这在客观上会形成一种高成长性企业和高收益项目受到市场追捧的局面，这种企业价值的公示效应会通过资本市场中的资产价格行情传达给广大投资者，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比较规范、信息量成分透明，资本市场上各类企业价值的变化、各类行业板块行情的变动就会对一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转化流程及资本支出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它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直接融资在全社会投融资比例中占50%或50%以上这是发达市场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市场压制为本质特点，而转型经济国家则以重点发展市场调节体系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在金融资源分配上转型经济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手段，但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必然是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说，创业投资体系建设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既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又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种制度改进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对任何体制背景的国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培育创业投资体系也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点，对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尽管发生这类事件的直接诱因可能是金融政策的失当，但最终根源都是经济发展基本面中的战略方针偏差及由此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东南亚国家的1997年金融危机，表面上是这些国家资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现失误，实质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只重视吸引外资和助长泡沫经济的短期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应用，因此，一旦遭受外部金融冲击，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会立即暴露，并形成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致命威胁。再以日本为例，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令世人瞩目的高生产率。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却一直徘徊在景气低迷和金融危机的泥沼中，直至今日，仍未见好转。仔细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我们会发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这三十年中所实现的高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日本政府（大藏省）控制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以"主办银行制"对大企业出口导向战略的强力支持。这种强力支持与基础性科研投入相对滞后对创新型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及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又出现全社会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大量货币资金流入股票和不动产投资领域等畸形现象。这些，实质上已埋下了日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隐患。以上是两个反面的"教材"。我们再举两个正面的案例，一个是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台湾地区，另一个是战后第十次经济衰退中的美国。1997年7月自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但台湾经济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害，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创业投资为轴心，在台湾工研院、新竹工业园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撑下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彻底的调整，形成了一个以轻型化、高技术投资为特征的新技术连动体系，因此，具备了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自2000年4月出现股市狂跌以来至2001年4月就宣称进入战后第十次经济衰退，但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到2002年4月，美国就在该月实现了经济增长率达5.6%、劳动生产率增长8.6%的经济业绩，这使人们--使那些对"新经济"抱怀疑态度的人不得不重新调整思维！人们都知道，追本溯源，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及高生产率的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强大的创业投资体系和金融市场支持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前面两反两正例子说明，在全球化及经济与金融已紧密融合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尽管金融部门在衍生品等领域已显现独立运动特性，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安全基础还在经济的基本面，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技术升级水平，一个经济体如果能通过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由此强化工业基础，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 中国科技竞争力：现状与问题 我们非常重视从制度改革角度分析在中国培育创业投资体系的特殊意义，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从由计划分配资源到由市场分配资源，这不是简单的分配方式演化，而是经济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彻底转变。市场分配资源的核心内容是让微观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自主地就选择投资对象、相对自由地参与各种投融资活动，从而使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尽可能地提高流转或循环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有采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国家体制性弊端的后果都可以概括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些国家尽管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取得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增长只是依赖增加要素投入所取得的低质量的数量型高增长。由于各种制度因素的限制不能激发企业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当年的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不仅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也被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从这一点可以认定，20世纪最后二十年出现的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实质是经济竞争规律在背后起作用。 20世纪末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使是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也未必会使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自然得到提高，体制、制度只是资源配置提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各个经济体能否在较长时期内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成长质量、持续发展水平及抗风险能力方面有上佳表现还取决于各个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从近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看，能否坚持科教兴国、技术立国的战略目标并实施配套的各项政策，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长期以来，科技一直是我国国家实力增长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2001）》，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从1996年至2001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这种位次波动在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发生：一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科技竞争力提升相对较快，二是本国科技竞争力的停滞或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对于科技进步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科技投入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也受到非常的重视。因此，1998年前我国科技竞争力提升较快。但是，随着我国科技市场潜力的释放，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的制约作用也逐步显露出来。1999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绝对水平提升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经济社会系统正在逐步适应新体制。然而，相对水平与世界的发展在1999年以后是下降了，这既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大发展有关，当然，也说明我们的科技战略和操作政策有待改进之处。 根据一般规律，人力资本的供求状况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结构性变动，只要某一行业的收入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从而产生足够的激励诱因，且一个社会对某行业的人才供给弹性比较充分，上述的行业人力资本竞争劣势就会很快得到改观。那么，人均研发支出及有效专利件数的竞争劣势如何扭转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加大金融及财税手段的运用力度，特别是加速培育创业投资体系，当一个经济体的金融资源能够自动流向高科技领域时，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产生的规模效应就会自动矫正科技人员相对收入偏低的状况，并在全社会形成科技创业的良好风气，最终对整个社会的微观经济基础进行良性改造，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也能得到自然提升。

四、 金融财税等政策全力打造"高科技大国"才能有经济建设的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 中国经济既充满活力又充斥着各种矛盾，一方面，中国有世界第一的年经济增长率、全球第二的国民储蓄率、潜力最大的市场及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又有着较高比例的金融不良资产、严重的产业结构矛盾、沉重的就业和国际经济竞争压力及各式各样的体制改革难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建设只有探索新思路、寻求新突破，才能够创造出新局面。 自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体制及政策的变动和调整，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令全世界赞叹的经济发展实绩，这是无须赘述的。我们目前的紧迫任务则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1）通过调查研究，看看我们的经济金融体系在运行中还存在哪些问题？（2）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3）能否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它？ 我们承认，在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全局上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可能非常多，但要开创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并以政策思路的突破为必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英明论断，抓住机遇、千方百计谋求快速发展就是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纲。那么，作为"硬道理"的"发展"它背后的道理有那些呢？ 首先，"发展"所以是"硬道理"的第一原因是它在目的性上概括了任何经济体中的政府和人民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准的不断追求。有了这种追求，人们就能在可供选择的价值取向中分出轻重缓急，围绕优先发展经济的目标确定自身的各项战略和政策。 其次，一个经济体即使确定了"发展优先"的原则也未必能够顺利地达于自身的战略目标。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受制于多种因素，这不仅包括国际环境和内部发展的初始条件，而且还取决于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科技发展水准等等多种因素。在诸多因素中，制度和政策因素最为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将他们的发展战略目标看作是"彼岸"，制度和政策就是达于彼岸的"桥"或"船"。 第三，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目的制定各种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的组合内容、实施步骤等又会成为影响后进国家赶超速度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点说，欠发达国家在重视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基础上还必须从本国的特定条件出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识别阻碍发展的瓶颈因素并制定出有效政策，才能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背后的大道理。 第四，经济政策可看作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的"特殊消费效用"也有一定的时效型，正由于这一点，政策的制定者就不能过于迟钝，决策就必须讲求效率，这样才能抓住历史所提供的种种发展机遇。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虽然缠绕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微观经济基础和错综复杂的集团利益格局之中，但却能够在"先立后破"的新思路下通过增量改革即培育创业投资体系、调整资本供给制度、重点支持高成长型中小企业、促使产业结构进行强制性技术升级等一整套政策来解决。中国如能在二十年时间内建成"高科技大国"，我们近些年来所忧心忡忡的一些存量性问题和矛盾都会在培育创业投资体系、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得到自然的处理和消化。 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全局上，有些问题"似大实小"，有些问题"似小实大"，培育创业投资体系就属于后者。 本来，早在1985年，中国的决策层就将"创业投资"概念正式引入有关科技问题的历史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但十七年时间过去了，看看中国的创投事业，目前仍徘徊于起步和幼稚阶段，可以认为，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推动高科技大国目标实现的黄金时代！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亡羊补牢，就是奋力赶超，赶超的主要手段就是金融、财税政策，这早已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证明。

《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作为中国第一部立足于扎扎实实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集国内最优秀的专家所撰写的权威调查报告，力图勾勒这样的图景：
--中国创业投资体系的推动过程；
--中国创业投资事业的现状；
--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中所存在的微观现象、特征及总体环境、政策性问题；
--加速推进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设的配套政策方案；
--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发展概况与国外相关信息。